房产证登记男方1%女方99%，离婚时按份分割还是均分？

2023-01-06 13:42:41 本文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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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上诉人、再审申请人、申诉人……这些在法律文书中加在程青名字前面、随着诉讼程序变换的不同称谓，记录了在2020年春至2021年冬的中国北京，一名中年女性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的倔强和她对国家法治的坚定信仰;这起案件经检察院抗诉后获改判，也成为这一年中，检察机关贯彻落实能动履职、精准监督司法理念的又一次鲜活实践。

“电话里，我听到她哭了”，李莹说。　　

在得知检察院已向法院提出抗诉的那一刻，程青涌出的泪水中有感激、有委屈、有心痛……15年的婚姻和感情，最终要用法律来作出了断。

▶▶十五载婚姻解体为房产分割诉至法院

▶▶难以认定对房产已“明确约定” “按份共有”诉求被驳回

程青认为，汪军婚后长期不工作，她的工资常被汪军滥用，现汪军已无法履行家庭义务。2019年底，汪军突然提出离婚，严重伤害了夫妻感情，现感情已完全破裂，请求法院判决其与汪军离婚，并维护其合法权益。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婚后因生活琐事产生矛盾，2020年3月分居。婚后双方购买房屋一套，该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显示房屋共有情况为按份共有，汪军共有份额为1%，程青共有份额为99%。关于不动产按份共有的情况，原告称，“根据房屋的出资情况，他当时是认可我出资多的”。被告称，“办理房产证的时候我并不清楚1%和99%是什么意思”;关于买房时具体的出资情况，被告称，“我大概出资三四万元，房屋从购买到提前还贷确实是她出的多。”

法院经审理准许双方离婚。但关于涉案房屋的分配，法院却认为，虽然不动产权证书显示房屋共有情况为按份共有，然该房产为双方婚后购买，在婚姻存续期间共同偿还贷款，双方就该房屋亦无其他约定情形。原告请求就以房产证登记为准，即按99%的比例给原告、原告再按1%的比例给付被告折价款3万元，没有法律依据，因此不予采信。

房产登记证书上白纸黑字的份额比例为什么会被认定是“没有法律依据”?程青实在想不通。2020年11月，因不服一审判决，程青提起上诉。

经过综合考量，二审法院认定程青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汪军就涉案房屋权属作出过明确约定，遂于2021年1月25日驳回了程青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应认定夫妻对财产已作出约定

在提请抗诉报告中，办案检察官详细阐述了对此案的监督理由——

申请人程青提交的证据，能够佐证被申请人汪军知晓并认可房屋份额的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汪军作为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后果，其称不清楚《声明》的内容和意义，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法院认为汪军对于房屋份额的表述并非在理性平和的状态下作出，富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本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行政机关将《声明》等程序作为登记规范，目的在于确定登记内容，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减少纷争，树立行政权威。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司法裁判结果不应与行政登记内容相悖。”齐红说。

北京市检察院受理案件后，经审查认为，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认定双方未对房屋权属作出明确约定与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不按双方约定共有份额分割涉案房屋确系适用法律错误——

从要式法律行为要求上看，汪军以自己及程青的名义签署的《声明》系采取了书面形式，本案不应机械地以双方之间没有一份名为《夫妻财产约定》的书面材料就否认双方关于财产份额的约定，而应结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书面材料及立法本义进行认定，《声明》实质是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按份共有的书面约定，符合法律关于夫妻财产约定采取书面形式要式的规定，二审判决认定双方“未采取法律规定的书面形式”与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

依据法律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本案中，双方存在合法、明确的按份共有的财产约定，涉案房屋应按照双方约定进行分割。原审判决未按双方约定分割婚内房屋，适用法律错误。

▶▶再审撤销原审及二审判决房屋按房产登记份额分割

法院再审查明，汪军、程青在办理涉案房屋登记时，双方出具《声明》，该《声明》约定双方对涉案房屋按份共有：程青占99%、汪军占1%;登记机关的询问记录记载“申请人登记事项是否为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回答为‘是’”，汪军在该询问笔录上签字。

2021年12月23日，法院判决撤销有关此案判决中的财产分割部分，判决涉案房屋归程青所有，程青在判决生效三十日内给付汪军房屋折价款3万余元。

齐红认为，相较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法律总是归纳和抽象的。依法与适法相比，后者的难度更大。对于每一件民生小案，民事检察官都要“举轻若重”，确保对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判断不出偏差。一个法律事实几经裁判到了检察环节，在抽象条文与具体案件事实的冲突中，需要一个价值判断，要作出妥当的案件处理结果且于法有据。

专家视角

本案主要涉及到两个民法学上的问题，一是不动产登记的效力问题，二是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问题。首先，在不动产登记的效力问题方面，原物权法第16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登记是物权公示的重要方面，本案中的夫妻二人在进行不动产登记时已经对份额作出明确约定，并在不动产权证书主页共有情况一栏中也有登记，出于对物权公示权威性的考虑，应当予以承认。其次，在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问题上，本案中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丈夫一方在签署《声明》和登记时有意思表示瑕疵，而且双方约定的意思非常明确，并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这一个双方之间的“合同”都应该严守，在双方内部发生法律约束力，不应当轻易否认其效力。(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力)

本案的关键在于程青和汪军之间的《声明》是否构成夫妻财产约定。原婚姻法规定的夫妻财产制包括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按照法定财产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形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归夫妻双方共同共有。按照约定财产制，夫妻之间可以就财产的归属进行约定，如果夫妻之间有特别约定，则应按照夫妻之间的约定来确定财产的归属，而不再归夫妻双方共同共有。案涉房屋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财产，如果认定《声明》构成原婚姻法第19条规定的夫妻财产协议，则应依照《声明》的内容来确定权属和进行房屋分割，否则仍应按夫妻共同共有财产进行分割。值得注意的是，登记机关登记的份额比例并不当然能够作为存在夫妻财产约定的依据。实践中，夫妻双方在婚后以共有财产购买的房屋可能仅登记在一人名下，但这并不意味着房屋仅属于登记的一方，而是仍属于夫妻双方所有。因此本案是否存在夫妻财产约定的关键在于《声明》，而非登记机关的登记。关于夫妻财产约定，我国原婚姻法仅作了原则性规定，要求采取书面形式，并无其他要求。因此只要协议符合“书面”的形式，内容是夫妻双方关于财产归属的约定，且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即可。本案中，《声明》符合形式和实质要求，而且程青的签字系汪军代签，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属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　李超)

产权登记作为行政确认，是行政机关依法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的确定、认定、证明或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它具有稳定法律关系、减少争议纠纷、保障社会秩序、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作用。本案中，涉案双方当事人在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了产权登记，并且在不动产权证书中载明份额比例。这意味着双方就涉案房产的共有比例这一法律事实及相应的法律关系已达成共识，并得到行政机关的确认。在没有充分的反证足以推翻上述行政确认的情况下，该行政确认所认定的事实就是法律事实。汪军作为成年人，应当知道相应的法律后果，且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述行政确认违背客观事实或者违背其真实意思，其亦未通过行政诉讼来否定产权登记这一行政确认行为的效力，故涉案的产权登记这一行政确认行为应予支持。本案中，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依法对本案提请抗诉，适用法律正确，捍卫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捍卫了产权登记这一行政确认行为的公信力，值得称赞。(中国人民大学行政法学博士、哈尔滨理工大学教授　王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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